作 者：钟际平
近日，一篇评论文字流传，称楼宇烈先生“平庸、毫无思想创见”，不配“哲学家”“国学大师”之称，认为其所言多为复述前人旧说，只是把“前人嚼过的馍再包装一遍”。此说乍听振振有词，实则混淆了“哲学创造”的内涵，割裂了文献整理、义理阐释、体系建构与思想创新的关系，对楼宇烈先生数十年学术贡献做了片面化、标签化的窄化解读。在学界对先生寄以哀思之时，这样的论断，有违学术公允，亦混淆了大众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认知。
一、驳“引用古语即无创见”：复述名句不等于思想照搬
该文第一个核心论据：楼宇烈引述“以佛治心，以道治身，以儒治世”，此语源出南宋，只是复述，算不上创见。
诚然，“以佛治心，以道治身，以儒治世”的文句源头，可追溯至南宋孝宗，后见于《三教平心论》，这一点并无争议。但引述古典命题，不等于简单复述，阐释框架、问题意识、理论定位，才是学者的创获所在。楼先生并非简单摘抄古语，而是把这句话提炼为概括唐宋之后中国文化整体结构的核心范式：儒家处理人伦社会，道家回应人与万物、身心养护，佛教指向心性安顿，三者不是互不相关的典籍拼盘，而是中华文明长期“三教交融”形成的互补结构。在很长一段时期，国内学界常习惯于把儒、释、道分拆研究，儒学归哲学史、佛教归宗教学，各说各话，少见从中华文明整体形态出发，贯通阐释三教互动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价值、思维与生活方式。楼宇烈借用这句古说，完成的是结构性归纳，以此揭示中华文明“和而不同、多元会通”的特质，这正是对传统三教关系研究的推进，绝非单纯拾古人牙慧。 古人留下论断，不等于后人不需要在现代学术语境下重新诠释、定位、论证其文明意蕴。思想史研究，从来不是只有“发明全新句子”才算贡献。
二、驳“人文精神论述陈旧无新意”：混淆中西人文内核，纯属断章取义
第二个偏颇之处，是刻意矮化楼宇烈关于“中国文化根本精神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”这一论断，认为该说法自“五四”以来早已泛滥，并无新意，甚至指责其混淆中国人文传统与西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。
这里存在一个关键概念偷换。自近代东西文化论战以来，固然不断有学者谈及中国文化的“人本”特质，但楼宇烈的阐释，有清晰界定，不能笼统归为老生常谈。他明确提出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，区别于西方近代人本主义，其标志性概括就是：上薄拜神教，下防拜物教。这是他的理论提炼：中华文明不以上帝、外在神权作为价值源头，同时又警惕物质欲望对人的异化；人文的落脚点，是人的自我认识、自我教化、自我完善，讲究“自然合理、整体关联、动态平衡”的本土思维方式，以此区分中西人文路径。他专门厘清：中国传统“人文”源出《易传》，对应“天文”而立义，和发轫于文艺复兴、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西方人文主义，问题预设、价值根基、展开逻辑全然不同，二者绝不能等同。 这一辨析，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之后，为中国哲学建立主体性论述，提供了一套清晰的阐释框架，被学界广泛征引，也成为海内外讲中华文脉的经典表述。把一套经过严密界定、用于文明比较的理论概括，简化成一句网络式口号，再斥之为毫无创见，是典型的断章取义。
三、驳“无自建体系即不配为哲学家”：以西律中，不懂中国学术真谛
该文还有一个判断标准，值得辨析：“哲学家，总要建构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，总要说出前人没有说过的话；没有，就只是哲学教师，不配称哲学家。”
这种标准，生硬套用西方近代体系型哲学范式，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哲学研究与中华学术传统。 哲学的形态本是多元的。哲学创造，不止一种模样：既可以是从根基上新建宏大思辨体系，也可以是经典重勘、义理辨伪、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化、本土思维方式的提炼，还包括重建学科范式、整理基础文献、纠正长期误读。放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，文献奠基，本身就是极重要的学术创造。楼宇烈先生耗时二十年完成的**《王弼集校释》，是魏晋玄学研究绕不开的基石之作。在该书问世前，王弼著作版本零散、异文繁杂，传本多有错讹。这部校释，汇校诸本，厘清文字，疏通义理，为后世所有研究王弼、玄学、魏晋思想的学者，提供了可靠文本依据，四十余年不断再版，是公认的现代学术经典。此外，他主持编纂的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》四卷十册**，在上世纪80年代文献稀缺的条件下，系统梳理汉传佛教思想史料，滋养了整整一代国内佛学研究者，极大推动了本土宗教学、佛教哲学学科建设。他还重建北大东方哲学教研室，推动建立契合中国本土特征的宗教学研究路径，坚决摒弃简单套用“唯物/唯心”二元框架粗暴切割中国古代思想的教条式研究。这些工作，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创造，不是单纯“讲课复述”。
如果按照那篇文章的狭隘标尺，文献校勘、史料汇编、义理贯通、学科范式建构，全都不算思想创见，只有独创宏大体系才算“真哲学”，那么大半中国哲学史家、古典思想研究者，都将被粗暴排除在哲学家之外。 这种单一标尺，既不符合国际学界通行规范，也无视中国哲学“述而有作”的治学传统。“述”不等于照搬，在疏通、辨析、整合、现代转化之中，自可见识、判断与理论眼光，也就是**“述中有作、以述开新”**，这正是中国历代大儒治学的核心法门。
四、驳“通俗讲著无价值”：混淆学术专著与文化普及的不同价值
至于《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》一书，作者本人说明，该书是根据演讲、旧文整理而成，并非严格的专著。原文以此作为“滑稽”之证，实则混淆两类作品的定位。楼宇烈说得很清楚：这是面向公众的普及讲记，不是提交同行评审的专题研究著作。学术普及，承担的是思想转译、文化传播、文脉续接的核心功能，本就和艰深的专业论文分工不同、价值同等重要。 不能拿通俗普及读物，去全盘衡量一位学者全部学术原创力，更不能据此否定其在专业论著、文献整理、论文集中的毕生创获。通俗阐释，不等于学术原创的全部；面向大众的讲稿，本就重在化繁为简、正本清源，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其学术成就的核心证据。
五、偏执浅薄的流量批判，不足以撼动一代宗师地位
当然，学术本容商榷，对楼宇烈的人文阐释、三教关系论述，学界历来存在不同看法，正常的学术争鸣，值得尊重。真正的学术批评，应当对准专业论文、核心论证，辨析概念边界、检视史料、商榷理论得失，有理有据、就事论事。 而此文的问题，不在于提出不同意见，而在于预设单一、狭隘的“哲学家”标准，选择性截取通俗表述，刻意忽略其基础性文献贡献、学科开拓之功、文明比较层面的理论提炼，最终得出“平庸、毫无创见”的全盘否定结论。这不是学术商榷，而是情绪化的价值宣判、浅薄的流量解构。
六十六年执教北大，楼宇烈先生由魏晋玄学入，贯通儒释道，兼顾文献、义理、比较、普及，既坐冷板凳做古籍校释这种甘守寂寞的“慢功夫”，又持续探索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表达，打破西方哲学话语垄断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培育几代学人。“国学大师”“哲学家”等称谓，不是凭空封赏、舆论吹捧，是学界和文化界综合其毕生治学建树、育人功绩形成的公允评价。
斯文在兹，文脉绵长。对待前辈学者，批评可以，但应当保持学术审慎，尊重学术的多样性，尊重基础研究的隐形价值。以一把偏执单一的西式标尺，抹杀一代学人的筚路蓝缕之功，以碎片化解读否定毕生治学大成，不是深刻，是无知；不是清醒，是浅薄。
学问有深耕之功，传道有接续之责。这一份接续文脉、正本清源、启智育人的千秋事业，绝非“平庸”二字，可以轻易抹杀。
浮言浅论，未契正解，不足与论斯文。
（执笔：木 然 荣 兵）
2026年10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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